山西给更多制度激励大学生创业

运城市空港开发区有一个专为有创业理想或者就业困难的大学毕业生们提供的“自由天地”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该基地的前身，是一个长年空置的农贸市场。2010年，运城市**着手将此市场转化为大学生创业园区，2012年4月，“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正式挂牌。园区给出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学生来此创业。目前，270个商铺中，近80%是由大学生经营。

在古代中国，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让从商者的地位十分低下，这从“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简单排序里已经显现无遗。在当代，尽管经济学成为显学多年，以攫取**为**鹄的的各色成功学也大行其道，重义轻利有正翻盘为重利轻义之趋势，商人的自身境遇整体向好，但参差不齐的状况存在也是事实既有民营企业三一集团总裁梁稳根从政将任高官的传闻沸沸扬扬，也有*近的例子如凤凰古城，商户利益被强悍的权力玩弄于股掌，任意搓捏。斑驳复杂的现实，映照商与官的微妙生态。

撇开**文化背景的因素不谈，单论创业经商本身，其实也是高风险的就业形式。人力、资本等的先期投入，未必能获得哪怕是对等的回报，比起找份工作的稳定式就业，它的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改革开放之初，*先“下海”的人，往往也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创业，实际成为他们无可选择的选择。只是藉由抓住时代赋予的良机，而使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一跃成为新富群体。故而，受囿于高风险这一与生俱来的特性，在任何时代，创业都不可能成为就业的主要渠道，只能是一种补充。

厘清创业与就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创业这一就业形式有更清醒的认知，并进行相应的、既不“过”也不“不及”的制度安排。明乎此，人们也可看出，在目前大学生创业率过低的现实下，**其实有着很大的作为空间。在“*难就业年”来临、压力持续凸显之际，尤须剔除制度的阻隔，让大学生们的创业活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同时，也赋予创业在就业格局中应有的权重。

运城创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是一种寻求突破困局的尝试。它以大包大揽、服务到家的方式，为大学生们建立由校及商的便捷通道，免除了他们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结局更可能难尽人意的艰辛，收获了经营向好的可喜硕果。不过，这样的扶持模式，却又恰恰令其不可被普遍复制以运城市每年两万多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的规模，这样仅能提供200余商铺的基地得建立多少?退一步说，即便可以，**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恐怕也不是公共财政能够承受得起的。更不要说，随着地方主政者的人事更迭，谁敢**，今日的创业孵化基地，不会成为明日为充实土地财政的高楼林立?

因此，运城这一做法的意义所在，与其说是一种模式的创立，毋宁说是一种价值的传导，即把扶持大学生创业，当做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算得上纾缓民生之困的务实举措，却决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

真正做到恒常而不是阶段性、运动式地帮扶大学生创业，就一定少不了制度层面的探索与**，把人亡政息因素的干扰减到*低。比如提供比现行政策更优惠、更有吸引力的税费减免，审批手续具体流程的简化和变更，多元便捷的**渠道，乃至在立法上，是否需要**专门法等。这一系列制度上的加强和补漏，都需要国家层面的综合考量，而不是地方之力可以左右。仅举制度方面一个现成的反例说明在养老保险的缴纳上，现时个体经营户是须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参保的，其自费缴费额要远远高于其它身份的参保人。这非但不是制度帮扶，简直**制度性歧视。

一应制度的革故鼎新，均需辅以行之有效的执行机制，这是制度含义的另一个维度。即如审批简化，创业大学生们依然可能遭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尴尬，一些行政部门的现状不正是如此吗?当然，这又事关另外一套制度建设了，这里姑且不论。

广义的制度，也还包括价值信念、民风民俗等非正式规则。欲对大学生创业形成制度激励，此上的推进亦不可或缺。当现实与观念同步更新，当不以仕途为荣，不以贩卖为贱，择何种业，仅以真实自由的意愿为判断，那时，大学生创业，还会是一个让**有关部门费思量的难题吗?